后發國家治理與一黨長期執政 一黨執政的國家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5:41 來源: 法律論文 點擊:

  從1929年成立執政到2000年大選敗北,革命制度黨執掌墨西哥國政長達71年。在漫長的執政歷程中,革命制度黨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各方面形成了系統的一黨長期執政的路線和政策措施,并且圍繞一黨執政進行了長期的、艱難的改革。這些路線、政策和改革已經成為世界史上一黨執政的重要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今天世界各國的執政黨借鑒和反思。
  一、革命制度黨歷史上的三次建黨運動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一黨長期執政是墨西哥所處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墨西哥國內政治經濟條件雙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作為邊緣落后國家的墨西哥實現工業化的后果之一。為了應對和解決外部的沖擊和國內的矛盾,完善黨的建設,革命制度黨進行了三次較大的建黨運動,正是這三次建黨運動最終奠定了革命制度黨一黨長期執政的基石。
  1.卡列斯的一次建黨運動
  革命制度黨的一次建黨運動發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背景是:1910~1917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后,國內軍閥割據,武裝沖突不斷,政局動蕩,革命成果急需適當的政治制度的保障。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黨成為當時墨西哥政治發展的核心問題。
  革命制度黨的建立是以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為背景的,是墨西哥革命的繼續和1917年憲法精神在政治領域的實現。1910~1917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主要是為了反對迪亞斯的獨裁統治和國內大地主與英美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墨西哥國內各主要革命階級都參加了這場革命,革命以墨西哥1917年憲法的確立而結束。這場具有深遠影響的革命卻并不徹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考迪羅主義盛行,中央政府缺乏權威,地方分裂勢力仍然非常強大。墨西哥兩次革命都沒有消滅考迪羅制,相反,在革命之后原有的大獨裁者被推翻,地區性的考迪羅卻相繼出現,全國政局陷入混亂。其二,軍隊和武力成為政治斗爭和權力移交的決定因素,全國陷入軍閥混戰。其三,惡劣的政治環境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發展。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建立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次建黨領導人是當時的墨西哥總統卡列斯,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將各個考迪羅吸納進入黨內,為政治斗爭提供一個有規則、有秩序的舞臺,進而實現政權移交的和平化。1929年3月4日,全國2500個政治俱樂部和500個地方黨的代表在克雷塔羅州州府舉行大會,聯合組成國民革命黨。該黨成立時,根據黨章規定,國民革命黨具有聯盟性質,已加入該黨的各成員黨——包括城市黨、地區黨和全國性的黨——仍保留原名和獨立性,只是在全國性重大問題上才一起協商對策。為了改變這一狀況,1933年黨的章程進行了修改,地區小黨被取締,國民革命黨成為一個權力更加集中的全國性政黨。
  2.卡德納斯的二次建黨運動
  20世紀30年代,為了回應發源于美國的資本主義大危機,卡德納斯領導了革命制度黨的第二次建黨運動。其主要內容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擴大黨的執政基礎。把包括工人和農民在內的廣大民眾吸收進黨,將卡列斯時期的考迪羅和地方首領黨改造成為一個有工農民眾參加的新型政黨。
  其二,建立黨內職團制。改變卡列斯所建立的地區結構的官方黨,將其改造成為職團結構的官方黨。該黨按工人、農民、民眾和軍人4個非地域職業社團劃分的原則組織起來,將黨分成4個職業部門,即農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軍人部,形成一個廣泛的、中央集權的執政黨。其中農民部、工人部、人民部都有從基層到中央的垂直組織系統。軍人部的設立,避免了軍人非法干政的弊病,進一步把軍隊引入制度化的軌道。
  其三,改國民制度黨為革命黨,將革命黨的思想原則確立為墨西哥革命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混合。
  3.卡馬喬的三次建黨運動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和結束,資本主義矛盾進入緩和期,世界市場形勢出現了有利于墨西哥的變化。與此同時,墨西哥國內經濟形勢好轉,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國內重新出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狀態。只有部分改變卡德納斯時期的政治路線,調整革命制度黨的指導思想和組織機構,才能適應這種新的形勢。正是在此形勢下,卡德納斯的繼任者卡馬喬進行了改革。卡馬喬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將卡德納斯時期以工農為主要依靠對象的革命階級聯盟,逐步變成以中產階級為核心,以職業政治家為骨干的聯盟。組建代表中產階級的全國性組織——全國人民組織聯合會,以此來抗衡和控制黨內的工人部和農民部。
  其二,取消軍人部,允許原軍人部成員加入其他三個部。緊接著又取消了部分軍人的選舉權,這樣,就徹底斷絕了軍人干預政治的基礎。
  其三,將革命黨更名為革命制度黨。放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維持革命民族主義傳統,強調墨西哥必須走非左非右的中間道路。
  二、政治路線的中左特征與“鐘擺效應”
  非左非右,中間道路,在中左和中右之間進行鐘擺式的政治調控,同時整體上又不離開中左,這是革命制度黨71年長期執政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政治路線的總體特征。革命制度黨這條調和左右、不離中左的政治路線,從總體上保證了它長期執政的穩固地位,而后來它在2000年丟失政權的原因則恰恰在于違背了這一基本政治路線。
  從歷史上來看,革命制度黨的政治路線在卡德納斯主義(左)和阿萊曼主義(右)之間往復循環,這一現象被稱為墨西哥政治的“鐘擺效應”。卡德納斯是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歷史上著名的左派領袖,在他執政期間(1934~194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將石油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同時進行了廣泛的社會主義教育,這一時期所形成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被稱為“卡德納斯主義”。卡德納斯之后的阿萊曼執政時期(1946~1952年),將主要精力轉移到鼓勵發展私有企業,限制土地改革上來,同時還放棄了社會主義教育,實行了一種系統限制勞動者要求的政策,這個時期所實行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被稱為“阿萊曼主義”。一言以蔽之,卡德納斯主義體現的是墨西哥憲法的民眾主義原則,而阿萊曼主義體現的則是憲法的自由主義原則,革命制度黨執政方針的“鐘擺效應”指的就是革命制度黨執政路線在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往復運動。   總體上堅持中間偏左是“鐘擺運動”不動的主軸,這成為革命制度黨政治路線的第二大特征。堅持中間偏左的原因在于:在國際上,墨西哥長期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帶,受到中心國家政治經濟的侵略;在國內,墨西哥發生了兩次革命,最后在國內形成了工人、農民、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聯合執政的狀況。在這種政治經濟環境下執政,不可能走“右”的道路,而必須選擇中左路線。其具體內容是:堅持發展國有企業;堅持國家調控經濟;提供必要的社會福利,堅持保護工農權利;限制外國資本和本國的大資本。這些內容即使是中間偏右的阿萊曼主義也沒有放棄,只是在執行的力度和范圍上有所限制。而且從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歷史來看,在1982年之前,大部分時間奉行的是卡德納斯主義。因此,中左路線成為革命制度黨長期執政的基本原則。
  中左的政治路線也體現在處理各階級關系問題上。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奉行保護工農權利,依靠中產階級,限制大資產階級的策略。其具體表現是:對工人階級,保障工人就業和社會福利,實行革命制度黨監督下的可控的罷工權。對農民階級,革命制度黨的主要措施是保障小土地所有制。對中產階級,革命制度黨的策略主要是:吸納他們入黨,讓他們占據黨政部門的重要職位,并借助他們來制衡工農力量。對大資產階級,革命制度黨執行的是限制而不消滅的路線。
  三、革命制度黨的組織和制度結構
  1.黨內職團制
  革命制度黨在組織上的最大特點是它的黨內職團制,這是它廣泛而鞏固的群眾基礎的根基。自卡德納斯首創,中間經卡馬喬改革,革命制度黨黨內的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三大職團結構形成,并延續至今。革命制度黨的內部是按照這三個部的垂直領導和橫向協調系統組織起來的,這種組織方式保證了革命制度黨既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可以進行高度的集權。
  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的具體情況分別如下:
  工人部通過代表有組織勞工利益的方式將全國大多數工人組織到黨的周圍。革命制度黨工人部主要通過以墨西哥勞工聯合會為主的勞工大會來控制全國絕大部分工會組織,墨西哥勞動聯合會是墨西哥最強大的工人組織,其所包含的組織占到全國工人組織的將近一半,占參加工會工人總數的2/3。按照墨西哥憲法和勞工法的規定,有組織的工人的利益是正式受政府和官方黨保護的,同時工人運動也必須從屬于政府與官方黨的利益,這既提供了工人加入工會從而加入革命制度黨的激勵,同時又為革命制度黨控制工會提供了法律保障。
  農民部主要通過支持土改來吸引全國大多數農民,其主要組織是全國農民聯合會。加入全國農民聯合會的主要有以下幾大集團:第一大集團是散布于全國各地的村社,村社社員有250萬之多;第二大集團是公社財產委員會,代表生活在農村公社的印第安農民;第三大集團是那些水澆地不超過25公頃的獨立小農組成的集團;第四大集團是農業移民地的成員組成的共同體。革命制度黨農民部通過支持農民對小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等方式獲得了大量農民的支持,幫助革命制度黨穩定了農村。
  人民部通過吸納工農兩部之外革命制度黨的支持者,最大限度地體現了革命制度黨的包容性。人民部和其他兩個部不同,它不是由多個并列的全國性組織組成的,而是由統一的“全國人民組織聯合會”代表。由于人民部擁有革命制度黨中文化水平最高、政治上最精明的成員,因此是黨和政府成員的主要來源。同時人民部還是革命制度黨中最自主的部門,不像工人部、農民部受到“勞工法”和“土地法”的約束。這使得人民部成為制衡工農兩部的平衡器和保持三部協調運作的穩定器。
  革命制度黨控制黨內職團的常用手段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封官許愿。為了鼓勵這三個部的成員服從黨的領導,革命制度黨及其政府通常對這三個部的領導人封官許愿,讓他們在黨內、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內或參眾兩院內擔任各種職務。
  第二,調撥資金。這三個部及其下屬組織可以從政府的財政撥款中得到經費,通過控制各部經費來源進而控制各部是革命制度黨的重要手段。
  第三,分而治之。革命制度黨采取這一策略制約各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利用三部之間的矛盾,防止某個部實力過大,從而凌駕于革命制度黨之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革命制度黨利用代表中產階級的人民部來制衡工農兩大部門,防止工農兩部的激進化。其二,利用并積極創造三個部各自的內部矛盾,進而制約各部。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并不是由單一的組織組成的,而是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各種社會組織的聯合體,因此在各個部內就存在力量和理念等方面各不相同的組織,這就為革命制度黨提供了控制各部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制度黨不僅利用這種組織內部的矛盾,同時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還會通過支持成立新組織來分化和瓦解威脅革命制度黨一黨執政的集團和組織。
  第四,最后裁決。革命制度黨有權授予或拒絕給予某個組織(職團)以合法地位,有權決定某項行動(如罷工)是否合法,并有權進行最后裁決。通過這一手段,來查封和清除那些不利于革命制度黨執政的組織和領導人。
  2.“民主集中制”
  在領導和決策體制上,革命制度黨實行一種獨具墨西哥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革命制度黨的“民主集中制”體現了墨西哥歷史上考迪羅主義和強人政治的歷史傳統,這種“民主集中制”主要是通過領袖獨大與有限民主雙重制度的有機結合實現的。
  領袖獨大制分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黨的下屆領袖由上屆領袖指定產生,并且自動成為革命制度黨本屆總統候選人;其二,黨的領袖一旦當選為共和國總統,就集黨的領袖、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于一身;其三,黨的主席以及黨內其他重要領導人的提名和選舉必須征得黨的領袖的同意,黨的領袖可以直接撤換黨的主席;其四,全黨服從總統,新總統一旦選出,黨的最高領袖也隨之轉移到新總統身上,全黨要服從和執行新領袖的政策,還要盡可能地維護總統的美好形象。
  有限民主制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其一,總統候選人或下屆黨的領袖的提名必須經過黨的高級領導人的充分協商,從而充分體現黨內“革命家族”的意志;其二,總統候選人的正式產生在形式上還必須得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確認,而且黨的總統候選人還必須經受全國大選的考驗;其三,定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全國政治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和由本屆總統提名的黨的主席,同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還要選舉產生國會議員候選人;其四,允許黨內各種派別以及派別斗爭的合法存在。   這種獨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是一把雙刃劍。其優勢體現為以下幾點:其一,在黨內和政權體系上都保證了權力的高度集中,符合削弱地方分裂勢力的要求;其二,保證了國家權力的和平移交;其三,通過領袖權威將黨內斗爭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并且使之合法化和合理化;其四,這種體制具有極強的執行能力和動員能力,適應了國家工業化的要求。其不足主要體現為:其一,權力過分集中于黨的領袖,集全黨安危于一人,對黨的領袖的要求極高,一旦領袖自身出現問題,將會危及全黨,如被一些黨員稱為“革命制度黨的叛徒”的薩利納斯和塞蒂略所進行的導致革命制度黨最終垮臺的改革就是明證;其二,權力的和平移交所涉及的范圍過小,難脫密室政治的嫌疑,這與民主潮流不符;其三,領袖負責、垂直領導與一黨執政的相互結合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嚴重的黨員干部腐敗問題;其四,黨內派別的合法存在也為黨的分裂埋下了隱患,后來民主革命黨的建立證明了這一點。
  四、革命制度黨的指導思想與意識形態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墨西哥民主革命的產物,自建黨以來,就一直將革命民族主義視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卡德納斯是最初實踐這一指導思想的革命制度黨領袖,1971年在黨的七大上,革命民族主義被寫入黨章,在1992年黨的十五大之前,革命民族主義一直是革命制度黨的指導思想。
  革命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革命制度黨在總體上堅持中左的執政路線的反映。中左路線要求革命制度黨必須繼承墨西哥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堅持1917年憲法精神;對外反對外國大資本,保持國家民族獨立;對內限制國內大資本,扶持中小資本,保護工農利益。這一執政路線要求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這是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原則要求。在此原則之上,革命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奉行民眾主義。所謂民眾主義就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強調“社會平等”。民眾主義是墨西哥總結近百年墨西哥現代化失敗教訓的結論:認為墨西哥不能走西方只保護少數人利益的現代化道路,個人主義原則不符合墨西哥社會現實。民眾主義還是墨西哥革命和歷次改革實踐的理論基礎。民眾主義包含在卡德納斯主義中,其主要內容有:支持工農運動、保護勞工權益、增加工人工資和提高工農福利等。
  奉行民族主義。所謂民族主義就是維護墨西哥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反對一切外國勢力對墨西哥一切形式的干涉。墨西哥在歷史上長期受西、英、美等國的侵略、滲透和控制,墨西哥人民飽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欺壓和掠奪之苦,民族主義在墨西哥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堅持獨立自主、切實維護民族利益的政策,使革命制度黨在墨西哥廣大民眾中獲得了雄厚的政治資本。
  堅持革命的原則和傳統。“革命”是民眾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源頭和集中體現。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既具有反對殖民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民主革命性質,也具有反對本國封建主義和外國大資本剝削、爭取民主權利的民主革命性質。因此,“革命”就成了民眾主義和民族主義共同的源頭和集中的體現。20世紀80年代以前,歷屆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領袖都會將自己塑造成為墨西哥革命的繼承者,同時利用這一傳統反對外國勢力,限制本國大資本,塑造革命制度黨一黨執政的合法性。
  革命制度黨堅持中左的執政路線,反對任何極端化,試圖走一條非左非右的中間道路。這種政治要求反映到意識形態上就表現為革命民族主義開放性、包容性和靈活性的三大特征。革命民族主義的開放性體現在它能夠汲取各種思潮中有助于推進墨西哥現代化進程的東西為己所用。革命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墨西哥歷史傳統、西方民主自由觀念以及工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混合體,吸取了這些思想的元素。即便是對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異己思想,革命制度黨也不會簡單粗暴地壓制或取締,而是把其中具有建設意義的內容加以適當改造和變通,吸納到自己的綱領中來。革命民族主義的包容性體現在,它從不片面地反對“左”或“右”,而是在左右之間尋找平衡。革命民族主義的靈活性體現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可以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自己的政綱,并且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既堅持原則性,又不陷于教條。在原則性上堅持民眾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的內容,在反對教條化的基礎上形成開放性、包容性和靈活性。這使得革命民族主義能夠及時整合和表達墨西哥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要求,占據墨西哥的思想空間,成為墨西哥主流意識形態。革命民族主義為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凝聚了國內共識,抑制了反對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力,為革命制度黨長期執政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五、革命制度黨的下臺與重新執政
  一黨執政長達71年的革命制度黨卻在2000年的大選中被墨西哥人民拋棄,一夜之間拱手將政權讓給了別人,這樣的教訓是相當深刻的。時隔12年,革命制度黨取得2012年大選勝利,又重返墨西哥政治舞臺,這樣的勝利同樣引人深思。一失一得,得失之間體現的卻是一個百年大黨執政的光榮與落寞。要搞清楚革命制度黨為什么能贏得2012年的大選,就必須搞清楚它為什么失去2000年的大選。
  在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成為革命制度黨2000年下臺的根本原因。革命制度黨執政末期所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出現了極化效應,越往后,新自由主義的措施越極端,其惡果是破壞了政治基礎,斷送了政權。
  首先,自1982年后,三屆黨的領袖德拉馬德里、薩利納斯和塞蒂略進行不間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放棄了黨一直奉行的總體上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放棄了黨在一定時期的右傾政策之后必然進行左傾回頭的執政策略。革命制度黨的這三屆領導人逐漸從中右走向了極右,尤其是薩利納斯和塞蒂略,他們執行的已不再是中右政策,而實際上是極右政策。
  其次,革命制度黨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放棄了限制大資產階級和保護工農的原則。在城市,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大批原國有企業工人失業,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客戶工業卻沒能及時建立保護私營企業就業工人的機制。在農村,革命制度黨不斷修改憲法中有關保護村社土地的條款,并制定旨在保護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律,極大地損害了農民利益。階級政策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黨內職團制的基礎,對工農兩部破壞尤大,造成了革命制度黨基層黨員群眾的大量流失。   最后,薩利納斯在其任期內所進行的短暫的在其下臺后隨即被否定的意識形態改革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薩利納斯提出的所謂新民族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實際上只是新自由主義的翻版,這一所謂的改革造成了黨員思想的混亂,增強了反對黨思想意識的影響力,動搖了自己長期執政的思想根基。
  理解了革命制度黨下臺的原因,就不難理解其為何在2012年的大選中獲勝。從革命制度黨自身來講,首先,革命制度黨吸取了兩次大選失敗的教訓,通過開除鬧分裂的原黨總書記戈迪略與修訂《黨章》和《行動綱領》,加強了黨內的團結。其次,革命制度黨雖然在前兩次大選中失利,但墨西哥第一大黨的地位沒有動搖,在國會和聯邦州中的實力一直很強。再次,革命制度黨推舉“少壯派”領袖涅托作為候選人,并與綠黨建立了競選聯盟,無疑是正確的選擇。最后,革命制度黨及涅托提出了具有務實穩健的中間道路色彩的政治主張,提出了保障民權、發展經濟、恢復墨西哥國際地位的三大目標,這無疑符合當下墨西哥民眾的訴求。
  從其競爭對手來講,國家行動黨12年執政業績的失敗帶來了革命制度黨的重新上臺執政。反對黨國家行動黨執政的12年中,在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始終堅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卡爾德隆為例,他在任期間,積極主張保持墨西哥自由化改革之后的經濟模式,實行貨幣緊縮和自由貿易政策。除此之外,卡爾德隆政府還主張大力引進外資,允許私人資本進入能源產業,使墨西哥融入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但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國家行動黨執政的12年中,墨西哥的經濟幾乎陷于停滯,年均增長率只有1. 9%,失業率居高不下; 35%的公共收入依賴石油業;糧食安全面臨極大挑戰,相當大一部分糧食需求依賴進口。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墨西哥經濟更是雪上加霜。通貨膨脹率和食品價格不斷攀升,嚴重影響到了民眾的基本生活。
  導致國家行動黨敗選的直接原因是毒品戰爭造成的日益惡劣的安全環境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從根本上來看,販毒活動猖獗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都不得不歸結于長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貧困人口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卡爾德隆所進行的所謂毒品戰爭只能適得其反,不僅不能有效遏制毒品泛濫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安全形勢的惡化,卡爾德隆任期內全國已有6 萬人死于與毒品相關的暴力活動。
  有墨西哥“毒品教父”之稱的米蓋爾·安格羅·菲利克斯·加拉多曾在獄中的一段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寫道:“戰勝貧困才是滅毒最好的方法我們需要重建村莊和農場,讓墨西哥人能自給自足;我們需要建立工廠,并實行低利率政策,以鼓勵墨西哥人飼養牲畜;此外,還要建立更多學校;我們還可以用提供工作消除暴力不能只有鎮壓,而沒有醫療保障、公路和安全。”
  革命制度黨雖然贏得了大選,但是除去競選綱領和口號,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將“毒品教父”的建議變為現實,也許將成為革命制度黨與涅托政府將來所面臨的最大考驗。
  (作者系本刊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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