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小人物契訶夫

發布時間:2019-06-11 01:36:26 來源: 文章閱讀 點擊:

  摘要: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是十九世紀俄國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在作品中塑造了眾多的“小人物”形象。本文將對小說《苦惱》和《寶貝兒》中的“小人物”形象做一簡要評述。
  關鍵詞:契訶夫;苦惱;寶貝兒;“小人物”形象
  作者簡介:李婷婷(1986.12-),女,漢族,江蘇省灌云縣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語語言與文化。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7-0-02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不僅在現實主義藝術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為之驚嘆的成就,而且更為感人的是它始終貫穿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作為十九世紀末俄國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的作品充滿了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 對“小人物”命運的空前關注,以此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契訶夫在繼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小人物”形象體系,真實地反映了俄國社會停滯、痛苦、丑惡、庸俗的生活,同時也促使人們覺醒,從這種俗不可耐的庸俗生活中解放出來,對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一、契訶夫的生平簡述
  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著名小說家、戲劇家。出生于一個小商人家庭,少年契訶夫一邊上學一邊在父親的雜貨店里幫忙,接觸了大量下層社會的“小人物”,了解他們的痛苦,也深知他們性格上的弱點,這為他以后的小說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早期契訶夫寫過兩百多篇小作品,有為適應當時一些資產階級報紙和市民趣味的讀者而寫的平庸之作,也有暴露黑暗、針砭社會弊病的佳作,如《一個小官員之死》、《變色龍》、《苦惱》等。1886年后,他思想發生劇變,作品中的批判因素增強,創作風格日趨成熟。這一時期他又寫了一百余篇中短篇小說,較有名的有《草原》、《第六病室》、《帶閣樓的房子》、《寶貝兒》、《新娘》等。
  二、《苦惱》、《寶貝兒》中的“小人物”形象
  《苦惱》寫于1886年,是契訶夫早期創作中的名篇。這個時期,正是俄國沙皇統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革命者成批地被絞死或流放,知識分子普遍出現了絕望情緒,喪失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種革命信念與斗爭精神。悲觀消極,對政治漠不關心,將社會問題置之度外,目光短淺,追求享樂和個人利益的市儈習氣,像瘟疫一樣迅速地蔓延著。
  此時的契訶夫,目睹了社會的黑暗、環境的惡劣、群眾思想的麻木,憤而訴諸筆端,除了創作大量的幽默諷刺小說以揭露社會庸俗與丑惡的一面之外,他還開始越來越多地以同情的筆調描繪受侮辱受損害的底層人民的形象。
  在小說《苦惱》主人公身上最能體現苦惱型“小人物”的凄慘命運。小說描述了一個情節十分簡單的故事:一個剛死了兒子的車夫—姚納,想向別人傾訴心中的痛苦,然而偌大一個彼得堡竟找不到一個聽他說話的人,最后他只好對著自己的小母馬訴說。孤苦伶仃的車夫姚納的命運,反映了當時社會底層人民孤立無援、茍延殘喘的悲慘境遇。姚納的“苦惱”是雙重性的。首先是他悲慘處境的苦惱。姚納處于社會的底層,長期生活在深深的苦惱當中。無論是路人還是乘客,對他可以隨意辱罵和鞭打,使他連最后一點人格尊嚴都喪失殆盡。同時他物質上的貧窮使他填飽肚子都是奢望,寒冷的冬天,“還在吃午飯以前他們(姚納和他的劣馬)就走出了車馬店,至今(黃昏)還沒開過張”,甚至“連買燕麥的錢都還沒掙出來”。其次,他的苦惱更是無處言說的苦惱。文中姚納先后四次想向軍官、三個青年、掃院子的仆人和年輕馬夫訴說苦惱,但這些人對他都漠不關心。路上姚納想向軍官訴說兒子的死,但軍官“閉著眼睛,分明不愿意再聽”。接著他又拉上三個玩樂的年輕人,他剛開口說:“這個星期…我的兒子死了,”他們就打斷他:“大家都要死的…算了,趕車吧!”隨后的兩次嘗試也以失敗告終。最后他來到小母馬跟前,小母馬不僅聽著“他的傾訴”,而且還“對他主人的手噴氣”。馬有情而人無情,此刻作者對世態炎涼的戰栗,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憎惡已表現得淋漓盡致。
  小說《寶貝兒》是契訶夫后期的代表作之一。這位短篇小說巨匠在辛勤筆耕的二十幾年中塑造了眾多女性形象,而《寶貝兒》中的女主人公奧蓮卡在俄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寶貝兒》寫于1898年,黑暗的專制制度使整個俄國被虛偽,庸俗,無聊,空虛籠罩著。俄國的女性或者整天想著結婚、丈夫、孩子、圍著他們轉,依附著丈夫生存;或者沉迷于虛偽的榮譽與贊嘆中……這種景象太可怕,太令人痛心了。只有改變俄國的社會狀況,俄國女性才能有機會解放出來,邁向新的生活。因此,契訶夫創作了奧蓮卡這個“小人物”形象。
  在小說《寶貝兒》中奧蓮卡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形象。三次婚姻,她都將自己的命運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以至于自己的言語與丈夫如出一轍,作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這個世界上。丈夫說什么她就說什么,丈夫認為哪些錯哪些對,她又盲目地跟從,丈夫想什么怎么想,她也一樣。“她什么見解也沒有了”,她整個人不是為了作為獨立的人存在著,而是為了丈夫而存在,她失去了丈夫就等于失去一切。她思想空虛,總是空洞的。契訶夫在表現出一定同情的同時,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女人不該這樣活著,女人應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不能當男人的附庸。”這也是契訶夫對19世紀90年代不覺醒的婦女的一個忠告。
  三、個人見解
  俄國作家米哈爾科夫對契訶夫作品的評價是:“契訶夫的驚人天才在于,當他講自己的時候,我們仿佛覺得這也是在說我們,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有時很嚴厲,但從不把他寫的人物和他自己分開。”的確,對于這位本身來自社會底層的偉大作家,他的目光落在了靠出賣自己的勞動為生的勞動者身上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契訶夫的作品,總能呈現一個客觀的世界,沒有不停地對政治憤恨,沒有偏激固執。那簡單利落的開篇,樸素平淡的尾聲,表面上平靜的描寫自有一種震撼人靈魂的力量。他筆下的世界,是一個完全需要讀者自己去理解的世界。   我們可以發現,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結局往往不太好,不像我們平常所想象的那種平凡而又圓滿的人生。但是縱觀小說《苦惱》和《寶貝兒》,我們卻發覺,主人公找到了自己的快樂,得到了想要的幸福。作者在《苦惱》中最后寫道:“就是這樣,乖乖的小母馬……庫茲瑪·姚尼奇(姚納的兒子)下世了…他跟我告了別……他一下子就平白無故地死了…好比說,你生了個小崽子,你就是那個小崽子的親媽了…忽然間,假定說,這個小崽子跟你告了別,死了…你不是要難過嗎?……”“小母馬嚼著草,聽著,對它主人的手噴氣。姚納講得著了迷,把心里的話統統都對它講出來了。”這是姚納在對自己的小母馬吐露心聲。盡管在我們的眼里小母馬什么也沒聽懂,在姚納眼里小母馬或許聽懂了或許沒聽懂,可這對他來說并不重要了,也許此時此刻姚納是欣慰的,畢竟他將心里話說了出來,找到了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而他心里也終于平靜了,苦惱將不再折磨他了。這難道不是姚納此刻想要的幸福嗎?也許此刻他是最快樂的呢!
  再看看《寶貝兒》中的奧蓮卡,她最終把自己無比豐富真誠的愛,把自己的整個靈魂交給了獸醫的兒子,不是親骨肉卻勝似親骨肉,“為這個…外人的男孩,她情愿交出她的全部生命,她情愿帶著快樂和溫柔的淚水交出來。”在這種“那么沒保留的、那么沒私心的”母性的奉獻中,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做回了自己。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欠缺以后”,她重新復活了。這樣的結局,無疑是奧蓮卡的喜劇,她開始有了笑容,喜氣洋洋,“遇見她的人瞧著她,都感到愉快”, 這對一個死去丈夫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來說,稱得上是比較完滿的結局了(至少女主人公自己如此認為)。當然,奧蓮卡是有缺陷的,這一點不可否認。她見異思遷(見一個愛一個),卻又無比忠貞;她沒有主心骨,卻又溫柔善良;她勇敢地追求愛情,遠在一般流俗之上。她與那些溫柔敦厚、三從四德的賢良女性不同,卻同樣是個偉大的俄羅斯母親。奧蓮卡縱然有缺點,縱然有不是,我們可以不喜歡她,但卻不能不尊重她。因為不得不承認,她的確是“一個充滿愛的純潔女性”。
  同時,通讀《寶貝兒》這篇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契訶夫的筆鋒似乎沒有那么犀利了,更多的是充滿了寬容和忍耐。在奧蓮卡失去了木材商丈夫后,又愛上了常陪她聊天的獸醫時,作者寫道:“換了別人,這種行為就會受到指摘,不過對于奧蓮卡卻沒有一個人會往壞處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諒解。”
  總之,契訶夫在十九世紀末的俄國,可以稱得上是位很有良心的作家。他將小人物艱難的生和無聲息的死貫穿小說始終,帶給讀者的思考是深刻的,讓讀者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生活,問一問自己的生活。
  參考文獻:
  1、李毓榛,俄國文學十六講[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
  2、王麗萍,契訶夫短篇小說精選[M].哈爾濱出版社,2003
  3、鄭體武,俄羅斯文學簡史[J].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4、鐘真,愛的回響—讀安·巴·契訶夫《寶貝兒》有感[J],安徽文學,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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